中外教育简史学习笔记 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外国列强入侵和农民革命运动双重冲击下，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出了在不触动封建统治制度的前提下主张学习，引进外国科学技术的势力，史称洋务派。他们所进行的活动称为洋务运动。举办新式教育是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两方面，一是创办新式学堂，二是开办留学教育。

一、创办新式学堂

洋务运动中创建的新式学堂，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方言学堂，也就是外国语学堂；第二类是军事学堂；第三类是技术学堂。

外国语学校性质的学堂主要有：1862年北京开设京师同文馆（1866年后转为综合性学校），1863年上海设立广方言馆，1864年设立贵阳同文馆，1893年开设湖北自强学堂等。这种学校以学习外国语为主，主要培养翻译人员。

军事学校主要有：1866年福州船政局附设船政学堂，训练水师人才；1874年上海江南制造局设操炮学堂；1881年天津创办北洋水师学堂；1885年开设天津武备学堂；1887年开设广东水陆师学堂；1890年南京设江南水师学堂；1893年天津创办军医学堂；1895年设江南陆师学堂；湖北设武备学堂等。这些学校培养能使用洋枪、洋炮的士兵和军官。

技术学堂有：1867年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堂，1866年福州船政学堂也训练制造及驾驶轮船人才，1876年福州设电气（报）学堂，1880年天津设电报学堂，1882年上海设电报学堂，1892年湖北省矿务局附设采矿工程学堂，1892年湖北省矿务局附设采矿工程学堂，1895年山海关铁路学堂，1898年南京矿务学堂等。办这些学堂的目的，主要是培养会使用和维修洋机器的工程技术人员和通讯、医务人员。

京师同文馆是我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校，在创立之初，是专修外国语的学校，学生都是从满族亲贵中选取的十三四岁的少年。初创时只有英文馆，学生10人。1863年增加法文馆和俄文馆。1866年在奕沂的建议下，增加算学馆，1872年设德文馆，1896年设东文馆。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停办。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自1866年增设算学馆开始，同文馆变为综合性学校。学生条件有所提高，算学馆、天文馆，收30岁以下有科第出身的人，1877年学生达到120人。学习年限为8年。在学校管理上，受外国列强控制。学校经费多由海关拨款，而海关则由海关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掌管，同文馆从学校经费到聘请校长教员都由赫德一手包办。管理学校的大权也逐步落入外国人手中。1869年，清朝政府任命美国传教士丁题良任总教习直到1894年，继丁题良任总教习的仍为洋人。教员也大多为洋人。同文馆的课程，外语居于首位，规定：“馆中功课以洋文、洋语为要，洋文、洋语已通，方许兼习别艺。”[1]以后课程有所增加，如算学馆设外语、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了桂良担任总教习后拟定了两份分年课程计划，一份是8年制的“由洋文而求诸学”的课程计划，一份是5年制的“仅借译本而求诸学”的课程计划。这两份课程计划，1876年《光绪二年》经总理衙门批准实施。

京师同文馆从创办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四十年间尽管不断遭到守旧派强烈反对，甚至被咒骂为“不祥之物”，但由于奕沂等洋务派首领力争，终于逐渐发展成为一所以培养外语人才为主，兼及科技人才的近代化专门学校。从办学目的看，它以培养“通事”、“译员”等洋务人才为主旨，并确实培养了一批有名的外语人才和外交官；从课程设置看，它以教学“西文”、“西艺”，为主，而没有列入“四书”、“五经”、“词章帖括”之类的传统科目；从教学组织形式看，它实施分年课程和班级授课制度，凡此皆与传统封建官学有明显的区别。正因如此，它可说是我国近代改革封建传统教育的首次尝试和教育近代化的开端。

二、留学教育。

洋务派在开办新式学堂的同时，还派遣不少学生到美欧日等国学习，首开我国近代公费留学教育的先河。

留学教育中，最著名的是容闳率领120名幼童留美。容闳，广东香山人，1841年进入澳门马扎逊学堂学习。1846年赴美深造。1854年在耶鲁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旋即回国。1867年他向洋务派首领曾国藩建议派留学生赴美，开办留学教育。1872年（同治十一年）曾国藩、李鸿章联合“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得清廷批准，决定以120人，分4批，由陈兰彬、容闳任留学生正、副监督，筹办出国事宜。1872年，容闳率30名幼童赴美，这是中国官派留学之始。继之，1873年、1874年、1875年各派30名学生赴美。幼童最大的16岁，最小的10岁，多数为十二三岁。每届学生留学以15年为限。计划15年后，每年回国30名。留美学生学习的内容，规定肄习西学，仍兼中学，亦即在国外除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请学外，还要学习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每逢节日，要由监督召集学生，宣讲《圣谕广训》，在重大节日和朔望（初一、十五）等日要望阙（指对着清朝皇宫所在方向）行跪拜礼，还要瞻拜孔子神像。这些幼童到美后，很快适应了新的生活并接受了美国人的观念和思想，包装改装、剪辫、参加祈祷和礼拜等。1875年陈兰彬改任驻美公使。1876年，顽固派吴子登为监督。吴上任后，招集留学生训话，见学生没向他行跪拜礼，便心怀不满，此后不但对学生苛求挑剔且不断向清廷诬告容闳，清廷听信谗言，于1881年7月下令撤回留学生，致使其学业中断，留美教育横遭夭折。尽管如此，大批幼童出洋留学，“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2]，意义不可低估。

在派遣留美幼童的同时，洋务派又奏遣留学英、法等欧洲诸国的学生。1873年，左宗棠上书总理衙门建议遣人游学欧洲各国。沈葆祯提出了选派船政学堂学生留学的具体办法：从前、后学堂挑选天资颖异学有根基的学生分赴法、英，学习造船、驾驶技术以及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留学时间3－5年，学成回国后或上船入厂，或接充教习。奏议得到总理衙门支持，但因事被搁置。至1875年始派出第一批计5人到英、法等国学习。1877年李鸿章奏遣留学生赴英国学水师兵法，赴法国学造船技术。同年3月，清政府派监督李凤苞、日意格及随员马建忠等带领船政学堂30名留欧学生，分赴法、英、西班牙等国学习。以后又陆续多次派学生留欧。据统计，到1897年，共派遣留欧学生6批计约130名赴英、法等国学习，其中绝大多数是福建船政学堂学生。

甲午海战，中国的衰败和日本的强盛形成鲜明对比，引起朝野有识之士的深刻反思。维新派和洋务派几乎都一致认为效法日本更易于学到西学，更能适合中国需要。如康有为认为：“日本变法立学，确有成效。中华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3]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力陈：“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清政府遂将留学教育的重心由欧美转向日本。1896年（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驻日公使裕庚把13名中国学生带到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留学，揭开了中国近代公费留日序幕。1899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布《奏遵议透选生徒游学日本事宜片》文件，确立了赴日留学的。于是，短暂数年间，掀起留日高潮，人数由1896年的13人上升到1906年的12000人，其人数之多非留学欧美所能比。

洋务派首倡留学生教育是为了培养洋务人才，维护封建统治。但历史的发展并不以清王朝和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洋务派举办的留学教育不仅为近代中国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军事人才、管理人才、政治人才，更主要的是，通过他们，西方近代先进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思想、制度、方法被介绍进来，加速了传统社会的衰亡和瓦解，促进了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制度的改革和发展。

[1] 《续增同文馆条规八条》《洋务运动》第二册，76页，神州国光社，1953。

[2]中华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二），15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3]康有为：《请派游学日本折》，《康有为政论集》上册，2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