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概论学习笔记 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观念

一、语言观念
    1．语言崇拜

    原始人类赋予语言一种神秘的力量，认为它可以改变自然、社会和人的命运，对它奉若神明，这就是语言崇拜。中国人的语言崇拜有很多表现，我们在这里谈谈语言运用中的趋吉避凶和对姓名的避讳。

　　避讳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语言禁忌，指对君主和尊长的名字不能用汉字直接写出其形，不能在口中直呼其音。避讳之风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直到民国以前才被废除，前后长达两千年。避讳是对字形、字音、字义的回避。

通过字形进行避讳的有缺笔、拆字、删字等。缺笔避讳即将讳字的最后一两个笔画省略，这种方式大概始于唐代。  

通过字义进行避讳，指用同义、近义字代讳字。

通过字音进行避讳，指通过同音字、近音字代替讳字。  

    语言崇拜源于巫术，是一种迷信，这是我们对这一事象本质的认识。但因为它已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并形成了许多的民间俗信，成为一种礼仪，所以我们又要“入境问禁”、“入乡随俗”，尊重和理解人们趋吉避凶的心理和习惯，以便与人更好地交往。

    2．语言与客观实际的关系

    在浯言和客观实际的关系中，传统语言观特别重视语言的社会功用价值，即语言的伦理教化作用和语言在认识世界方面的作用，

中国人关注语言与社会实际的关系大概开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是一个社会制度发生大变革的时期，—些表示称谓和社会伦理道德的名词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引起了先秦诸子对“名”、“实”关系的注意。“名”即是指名称、词语，“实”是指“名”所指示的观念、实际。最早提出“名实”问题的是春秋时代的孔子。面对当时大夫专权，政出家门，礼崩乐坏的局面，他把语言和政治伦理联系在一起，认为“君不君，臣不臣”的社会现实都是由于名实的颠倒，他把“正名”看做社会和政治改革的核心，提出通过“正名”来重建旧礼制。其“正名”的涵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用政治伦理标准来匡正一些表示名分的词的含义，另一方面，就是要求人们在运用语言时，按各自的名分来选择词语。  

孔子之后的先秦学者，如尹文子、墨子、荀子等也对“名”、“实”问题发表过看法。有的学者是从一般词语和词语所指的角度进行阐述的，其中荀子提出的“约定俗成”理论第一次阐明了语言的社会本质，正确地说明了词的意义和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

   　3．修辞观

    古人对语言政治伦理价值和认识世界价值的重视，必然导致对言语修辞的关注。

为了取得好的语言传达效果，古人还特别重视说话的场合、说话的对象、说话的时机、说话的分寸。  

在言语形式方面，一向存在着追求质朴和追求华美这—对矛盾。追求言辞质朴的主张。

    二、汉字观念

    汉字是世界上寿命最长、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文字。对于汉字的认识是与中华民族命运的盛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古至今的汉字观念主要有：汉字崇拜、汉字否定和对汉字的多维思考。

    1．早期的汉字崇拜

在文字初创时期，文字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这种状况使文字与权力之间发生—定的联系，这种联系容易使人们产生文字崇拜的心理。 

古人关于汉字起源的许多传说，除了反映出汉字起源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社会条件外，也深刻反映了汉民族的文字崇拜，心理。我们以“文字神赐说”和“圣人造字说”来看古人对汉字起源的神化。

“河图洛书说”是文字神赐说的一个典型代表。这个传说认为，汉字是神派龙马、灵龟、凤凰等灵物驮到人间的。  

“仓颉造字说”是圣人造字说的典型代表。仓颉是传说中造字的圣人。

    2．近代对汉字的否定

对汉字的全面否定始于19～20世纪之交。否定派认为，表意汉字字数多、笔画多、缺乏可归纳性而难于记忆，民众无法坚持学习，影响教育的普及；汉字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淀了太多的形、音、义要素，难以与现代接轨。因此，他们主张废除汉字。1907年，吴稚晖曾发文鼓吹中国应废除汉文汉语，改用“万国新浯”(世界语)。新文化运动开始后，钱玄同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提出了更为激进的主张，以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为目标的文字改革高潮，由钱玄同这一纸檄文掀起，一大批语言文字学家和教育家投入了这场文字改革运动。其中有不少有识之士，积极探索汉字改革方案，提出了许多拼音文字方案，  

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主要文字改革主张和措施，在建国后的文字改革运动中得以延续。为了给将来以拼音文字取代汉字作准备，当时提出了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行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3．关于汉字的多维思考

在对汉字的极端崇拜和极端否定中，章炳麟发表文章予以反驳，对汉字的优劣和能否废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争。他明确提出了汉字与拼音文字优劣互补的主张，并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字所以能够保存、传衍，是因为它与本国的语言相契合。  

20世纪后期信息时代的到来使汉字在信息处理上又一次面临考验，这些讨论取得的成绩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   重新评价汉字。  

第二，拓宽了汉字研究领域。  

三、汉语汉字的规范意识

    在封建社会，重书面语而轻口语，对语言的规范主要是对先秦经典的语言规范，通过刊刻石经等方式实行。相对说来，对汉字的规范力度更大—些，原因是：汉字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汉字承载着解经的作用，字形的不同会带来语义的不同；汉字具有超方言的性质，各方言区的人可以超越各自的方音通过书面语进行无障碍交流，对中华文化的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仓颉是有历史记载的从事汉字规范的第一人。仓颉对文字有专一的研究，对文字有整理统一之功，便于世人应用，故青史留名。

 自西周以来，统治者—直很注意文字的统一问题。周宣王时，太史籀整理大篆，作《史籀篇》。它是一本教学童识字的课本，是必须要讲求规范的。这本书为西周及春秋列国文字的统一工作作出了一定贡献。

秦代的“书同文”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央政府领导的正字运动。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争雄，各自为政，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实行“书同文”。书同文就是把各国原有的文字统一为小篆。 

汉代是隶书成熟期，当时的经典是用隶书写成的。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召开白虎观会议，评议五经同异，章帝亲临裁决。经过这一次会议，经典语言和对经典的解释得到了一次规范。

汉字经过隶变，异体字激增，造成经籍文字讹谬。东汉许慎面对文字使用和讲解中的混乱情况，以小篆字形为主，作《说文解字》，展示出汉字的形体是一个相互联系的体系，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妄自解说。后人给《说文解字》以极高的评价和地位，所有文字的形体结构，都以《说文解字》作为重要参照。  

东汉灵帝熹平年间，面对隶书无标准字体、文字失范的状况，批准蔡邕等用汉隶刊刻成著名的熹平石经，为《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论语》七种经书提供了石刻标准本，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碑刻经书的方式对经典语言文字进行规范的伟大工程。过了六十多年，魏正始年间，又在熹平石经的基础上补刻古文《尚书》、《春秋》二经，字体以古文、小篆、汉隶三种字体写定，被称作三体石经。

    从东汉末年经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统一，近四百年间的战乱使经籍去圣久远，学出多门，文字讹谬，并且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隶书向楷书转变的过程中形成的大量异体字，使文字的书写非常混乱。为了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需要，维护儒学的正宗地位，颜师古奉诏考订五经文字，作《五经定本》颁行天下，作为经学的标准文本，对经典语言文字的统一作出了贡献。后来孔颖达奉诏作《五经正义》，统一了对经典语言的解释。唐代晚期政府曾刊立开成石经，用标准楷书刻成九经，对经典语言文字进行规范。颜师古把自己考订五经文字的成果编成正字著作《颜氏字样》。

唐代以后，楷书通行，历代政府仍通过刊立石经来对汉语汉字进行规范、统一，后蜀有广政石经，北宋嘉祜刻二字石经，用篆隶两种字体，南宋有高宗御书石经。宋代的文字规范著作有郭忠恕的《佩觹》，张有的《复古编》等。清代康熙皇帝钦敕编纂《康熙字典》，成为古代汉字正字的总结之作，为汉字的定形、定音、定义作出了贡献。  

    建国以后，普通话和简化字的大力推行，保证了语言文字的健康发展，在大陆地区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长时间的广泛范围内的语言文字的规范和统一。

    四、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教育

    中国历史上对语言文字教育一向是重视的。在漫长的历史中，传统语文教育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一、传统语文教育充分注意到了汉字汉语的特点，在教学安排上体现了浯文学习的规律；二、传统的语言文字教育与人才选拔制度有直接的联系，这使教学内容严重脱离现实，不注重语言应用的教学；三、传统语言文字教学尽量适应青少年学习的特点，注意趣味性。

    传统的汉字教学包括识字教学和写字教学。周代不但有了识字教学的科目，而且已经对学生讲授汉字的形体结构，据《周礼》说，“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汉代郑众解释说，“六书”即“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六书”是识字教育，并且被放在了各科教育的首位。周代以《史籀篇》作为儿童识字教材，其作者是周宣王时期的史官，为了便于讽诵，《史籀篇》把文字编成四字一句的韵语。秦代以李斯的《仓颉篇》作为学童识字课本，四字一句，两句一韵，易于诵读。汉代规定了以“字”取土的，因此教育中重视文字逐渐成为汉人的风尚。西汉史游的《急就章》是当时的儿童识字课本，全书多以七字为句，句式整齐，合辙押韵。《仓颉篇》和《急就章》一直到唐代以前都有很大影响。南北朝时期，梁周兴嗣编《千字文》，自隋唐至明清，皆被采作儿童教材。北宋初年出现了识字课本《百家姓》，元朝初年王应麟编写了《三字经》。《千字文》和《百家姓》都是四字一句，《三字经》为三字一句，三本书音节整齐、抑韵，也不太艰涩，便于学童记诵，因此三本书出现后都广为流传，逐渐形成了一套不可分割的识字教材“三、百、千”。如果从《千字文》算起，这套教材通行了一千多年，如果从《三字经》算起，也通行了七百多年。这套集中识字教材在中国传统识字教育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的影响直至今天。总的说来，传统识字读物有三个特点：一是知名的知识分子很重视教材的编写工作；二是儿童教材流行的时间长、范围广；三是注意初学儿童的特点，把识字内容编成韵语，便于记诵。

写字教育。  

传统的语言教育包括句子训练和作文训练。句子训练是通过属对训练来实现的，属对训练是一种充分注意了汉字汉语特点的语言训练。

作文训练是与大量阅读结合在一起的。语文教育的阅读主要以儒家经典著作四书、五经为主。   

古人很重视写文章。在先秦两汉时期书面语和口语是一致的，自从隋王朝开创了科举制度以后，传统作文教育渐渐沦为科举考试的附庸，其目的就只是使受教育者获得科举考试的写作能力，完全脱离了实际的应用。

    中国的科举取士制度，以及由此带来的语文教育中重文言轻口语的做法和作文中言文脱节的严重后果，在整个世界的言文关系中都是非常突出的。言文脱节不利于文化的普及，却有利于文化的统治和专制。言文脱节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其后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至于当近代西方思潮传人中国后，引起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目标的著名的白话文运动。